1722年，康熙驾崩，雍正刚料理完初步丧仪，便无心守灵，匆匆返回雍王府。他此番回来，只为解决一个人——邬思道。见到邬思道，雍正开门见山：“先生助我登基，居功至伟，说说看，你想要什么奖赏？”
邬思道抬头望向雍正，眼神瞬间掠过一丝慌乱。他早在胤禛尚未登基时，就已入其幕府，对这位主子的处事风格了如指掌。他心里清楚，此刻的“问赏”绝非恩赐，而是暗藏杀机的审问，稍有不慎，便会人头落地。
雍正即位后不久，便火速整顿朝政。年羹尧因在西北平定叛乱立下大功，被封为一等公，手握重兵、执掌军机，还总督西陲军务，一时风头无两。可到了1726年，年羹尧就被罗列出九十二条大罪，最终被赐死于家中。《清史稿·年羹尧传》中明确记载，雍正对他“恩宠骤起而疑心愈深”，恩宠越盛，猜忌越重。
隆科多的处境则更为敏感。他是康熙遗诏的实际执行人，曾全力支持雍正即位，可最终也在1728年被捕入狱，幽禁终身，罪名是“失察宫禁”。
邬思道亲眼见证了这一切，比任何人都明白，功高震主者必遭猜忌，这是雍正一以贯之的行事准则。帝王要的从不是能力超群的能人，而是绝对可控的臣子。“最难消受帝王恩”，这句话突然在他脑中闪过。
他强压下内心的波澜，镇定答道：“奴才愿退归山林，从此不问政务。”雍正眼睛微微一眯，缓缓踱了两步，语气平淡却带着威压：“你从前不是屡次提及功劳，暗示想要职权吗？如今怎么反倒不要了？”
声音不高，邬思道却觉得如芒在背、针刺脊背。雍正的记性极好，他过去几次借着论功的由头，确实隐晦提过想要一官半职。此刻若是否认，便是自证言而无信；若是坦然承认，又会落下争权夺利的口实，横竖都是死局。
沉吟片刻，邬思道换了个说法：“奴才不敢再求官职，只求能到李卫麾下供职，鞍前马后效力，死而无怨。”李卫是雍正最信任的心腹之一，主管刑部与侍卫处，手握“代帝行权”的实权。在李卫手下做事，一言一行都在雍正的掌控之中，相当于主动钻进笼子，以此换取暂时的安稳。
雍正沉默了片刻，缓缓点头应允。眼中的锋芒虽稍有收敛，却并未完全褪去。他深知邬思道心思机敏、藏锋不露，远比年羹尧的粗犷张扬更难对付。李卫虽是自己人，未必能把邬思道彻底看管住，但此刻局势未稳，还不是动手的时机。
雍正早年在一众皇子中并不起眼，八阿哥胤禩广结党羽、声势浩大，十四阿哥胤禵手握军权、深得人心，九子夺嫡的最终结果，当初出乎所有人预料。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驾崩，雍正次日便仓促即位，且未能及时公示太子遗诏，由此引发了“篡改遗诏”的流言。
这段风波虽未公开争论，却早已在朝臣间传开。雍正即位初期，便以整顿朝纲为名，严厉清算旧日政敌，其政治敏感度和狠辣手段，远超寻常帝王。邬思道对此心知肚明，在这个皇权至上的朝代，太过出名、太过有能耐，未必是好事。
后来，邬思道被调往南方小郡协助处理地方事务，又借着职务调动的机会主动辞官，悄然隐退江湖。雍正得知后，既没有追究，也再未召他回京。
当朝权臣如年羹尧、隆科多，皆落得个恩宠尽失、身败名裂的下场，唯有邬思道，懂得在功高震主前见风而躲，在帝王猜忌前主动退让。
雍正晚年曾在《御批通鉴辑览》中批注：“君莫亲权臣，亲之则难制。”这不仅是读史后的感慨，更是他一生的治国心得。他手段狠厉、识人精准，虽让朝堂上下风声鹤唳，却也换来了政局的稳定。
邬思道虽侥幸逃过一劫，却终其一生不敢再扬名立万。后世文献如《清稗类钞》《啸亭杂录》提及他的事迹时，都不敢详述其名。唯有李卫给雍正的奏折中，偶尔提过一句：“旧人已退，不扰民间。”隐晦表明邬思道离京后，再未涉足政坛。
古往今来，功臣皆如履薄冰，并非不知其中风险，只是难以舍弃到手的权位。邬思道却是个例外，他识时务、懂进退，终得善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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